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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舟船文化 传承海洋文明

舟山绿眉毛航海队

 
 
 

日志

 
 

海洋考古与海洋文化建设  

2010-04-25 13:36:26|  分类: 舟船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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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考古作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在不断发掘人类海洋社会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如沉船、港口遗迹、海交史迹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这些物质遗存背后所隐藏的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形态的研究,这对于海洋文化建设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在宏观考察国际国内海洋考古的历史和现状后,以舟山群岛为例,条陈了包括沉船考古、海港考古、海洋聚落考古等三大领域中的海洋考古工作,并提出若干建议,既供有关部门参考,亦请方家教正。

  一、海洋考古的回顾

  沉船潜水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据记载,罗马的自由潜水者就曾潜到20米的水下,在沉没的船上寻找货物。早在16世纪,便有人使用潜水钟来打捞沉入水底的古代器物。20世纪60年代,水肺的问世使得水下考古学家可以真正自由地探索沉船残骸。1960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考古教授乔治·巴斯(George Bass)应邀对土耳其的格里多亚角(Cape Gelidonya) 海域古典时代的沉船遗址进行发掘,标志着水下考古的诞生。

  从此,水下考古和沉船商业打捞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1961-1964年间,巴斯和他的学生们又发掘了土耳其海域的拜占庭时期沉船亚细·阿达(Yassi Ada)第一遗址;1967-1969年间,他们又发掘了亚细·阿达第二遗址;1967年,巴斯领导来自10多个国家的40多位考古学者发掘了塞浦露斯的卡伦尼亚(Kyrenia)沉船遗址;1977年起,巴斯主持对土耳其的斯泽·利曼(Serge Liman)地区的一艘11世纪的沉船进行发掘。英国于1965年调查设得兰群岛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雷夫德(De Liefd)"号沉船。1967-1971年间,女考古学家玛格丽特·鲁勒(Margret Rule)主持发掘都铎王朝的著名战舰"玛丽·露丝(Mary Rose)"号;此外,在黑斯廷斯(Hastings)海域调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号,在布拉斯基特海域和拉卡达(Lcada)海域调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圣玛利亚·罗莎(Santa Mariade la Rosa)"号和"希罗娜(Girona)"号等。开启澳大利亚海洋考古的是吉米·格林,他于1973年开始在西澳海域连续负责调查发掘,"巴达维亚(Batavia,1629年沉没)"号、"费居德· 德雷克(Vergulde Draeck,1656年沉没) "号和"泽维克(Zeewijk,1727年沉没)"号等东印度公司沉船的历史真容相继浮出水面。中北美洲的水下沉船,特别是满载金银财宝的西班牙战舰长期吸引着商业打捞者。在加拿大,有法国战舰"马肖尔(Machault) "号的发掘。在美国,有独立战争时期"捍卫"号的发掘。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奥德赛勘探公司在佛罗里达州外海打捞出西班牙沉船"特莱托图加斯"号和古迦太基沉船"美喀斯"号;2003年11月,该公司在佐治亚州萨凡纳东南160公里海域,又打捞出1865年沉没的美国军舰"共和"号。

  中国的海洋考古有一个从陆上走向水下的过程。建国以来在一些沿海省份陆续发现了一些因埋藏地点淤积成陆而得以在陆上发掘的古代沉船,如福建连江的西汉独木舟和泉州后渚的宋代海船,浙江宁波东门口的宋元海船,上海嘉定和南汇的2处宋船等,其中泉州和宁波的沉船规模最大。由于技术力量和资金的限制,我国的考古学迟迟未能从陆上延伸到水中,无暇顾及水下沉船这一海洋考古学的主要领域。1985年,英国捞宝商米歇尔·哈彻(Micheal Hatcher)在中国南海海域盗捞到1艘清乾隆年间沉船,船上的航海日志证实该船是1750年驶离广州往荷兰途中沉没的。哈彻从船上获得15万件青花瓷器和125块金锭,并于1986年4月公然在阿姆斯特丹拍卖3000件瓷器获得3700万荷兰盾。"消息传到国内,中国文物界都震动了。"②这一事件促成中国政府决心改变水下考古无力开展和海洋文物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1987年3月,在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中心和国家文物局的协调下,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1989年国家文物局委托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Adelaide Univ.)举办了首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闽、粤等省的11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并获得国际水下联合会(CMAS)二星级潜水员证书。就是依托这支队伍,10余年来相继在福建连江、广东台山川山岛、辽宁绥中三道岗等海域调查发掘出一批宋、元、明时期的重要沉船资料,标志着我国海洋考古工作的真正开始。③

  在当今世界打捞沉船巨大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国际上活跃着一大批专门从事水下文物商业打捞的所谓"寻宝者",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南海(据统计,南海古沉船的数量超过2000艘)。1999年,英国打捞专家迈克尔·哈彻在南中国海打捞清代沉船"泰兴号"时,为了便于运输和抬高价格,竟然敲碎了60多万件成色普通的瓷器,将剩下的35.6万件运往欧洲拍卖。对于这些仅仅是冲着财富而来的打捞,他们给古沉船带来的不啻为一种灾难。为捍卫国家领海主权和保护"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安全,最近,我国政府克服资金等困难,下大决心涉足远海,实施了西沙沉船考古和"南海I号"打捞工程。2007年3月开始,中国考古工作者开始对"华光礁I号"沉船进行抢救性挖掘。与此同时,西沙考古队还分别对华光礁、玉琢礁、北礁等10处新发现西沙沉船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宋青白瓷、明青花瓷等珍贵文物。为妥善处理好海洋考古中出现的国际关系,中国国家文物局与肯尼亚国家遗产部还签署了一份水下考古协议,计划从2006年至2009年,用三年时间对肯尼亚古代沉船遗址进行确认和全面发掘。2007年1月31日至2月17日,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对拉穆岛海域进行了第一次水下考古调查工作。2007年5月17日,沉没于广东省阳江海域的南宋商船"南海I号"整体打捞拉开序幕。④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端--舟山群岛,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6月至8月,联合开展浙东沿海舟山海域水下考古陆上调查。此次水下考古调查共发现水下文化遗存疑点23处,采集到一些出水文物。由此初步摸清了舟山群岛海域水下文化遗存的大致分布状况。再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抢救和保护我国水下文物的新一轮海洋考古工作进入实战性阶段。

  以上所述表明:

  (一)商业性、赢利性打捞愈演愈烈。海洋考古学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学术探索过程。巴斯在开创水下考古之前,是一位对地中海古典历史文化研究卓有建树的专家,他在格里多亚角等沉船遗址的发掘,就是为了弥补古典文明史研究中单纯文献史学的不足。1966年,巴斯出版了《水下考古学》一书,主张海洋考古必须为海洋社会历史与人文研究服务。澳大利亚吉米·格林从事水下探索的目的更是为了研究船舶技术发展史、东印度公司航海史等海洋经济文化史课题。1964年成立的英国"航海考古学会"和巴斯主持的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航海考古研究所,都十分注重海洋社会、经济与人文研究。⑤由此看来,海洋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新领域,一开始就无一不是构建在海洋社会、经济、文化与人文研究的学术宗旨上。面对当今世界打捞沉船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海洋考古应回归到这个宗旨上。

  (二)非法性、破坏性打捞日趋频繁。目前,世界范围内古沉船及海捞文物的非法性、破坏性打捞频频见诸报端,一些国际商业打捞集团和公司在"公海"肆意打捞,践踏了《国际海洋公约》和《国际打捞法》,国际争端频出。更有一些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甚至采取野蛮手段用炸药炸开沉船表面,非法打捞出大批文物,对沉船遗址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国际知名海上考古专家马斯登最近就美国奥德赛勘探公司打捞 "萨塞克斯"号一事引发的国际纠纷说:"许多这类探索活动的目的都只是为发掘财宝。虽然有人大谈考古工作,但是我仍然坚信,他们有义务去记录、保护,最重要的是公布船只残骸和除财宝以外船上物品的细节。这些地点的大量历史遗迹正在消失。"他还说,这次事端表明,各国应就保护海底沉船达成协议,因为沉船当初所属的国家和发现者等经常会产生争议。⑥我们同意马斯登的说法。海洋考古应通过水下文物的立法,进行国家间对话,走合法化道路。此前,中北美洲各国通过了水下文物的立法,使沉船调查发掘成为考古工作的一部分。近来,中国主动与肯尼亚进行对话,签署水下考古协议。这些都是遏制非法性、破坏性打捞的善举。海洋考古亟需走合法化道路。

  (三)抢救性、保护性打捞时不我待。中国拥有1.8万多公里海岸线,自汉代以来,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前往印度洋和中东地区,或向东航行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海上贸易、交通路线--"海上丝绸之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古沉船数量众多,船货物丰富,已成为重现这段历史的最佳证据。虽然,我国海洋考古起步较晚,比之国外侵占性、破坏性的商业打捞,在资金上相形见绌,效率也不如他们,但在技术上并不逊色,包括找船、定位、潜水的办法,都与国际商业打捞力量在一个水平线上。如今,中国考古工作者正在"沿海索骥",抢救和保护我国水下文物已进入实战性阶段,尤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工作应快马加鞭,日夜奋蹄。

  二、海洋考古的领域

  面对商业性、赢利性、非法性、破坏性的国际沉船打捞的严峻形势,结合我国抢救性、保护性水下考古的实际,依照海洋考古的原创理论和宗旨,笔者认为,舟山群岛海洋考古似可纳入到主要包括沉船考古、海港考古、海洋聚落考古等三大领域框架体系,并找出它与海洋文化建设的契合点。

  (一)沉船考古

  船舶是世界上一切海洋文化的主要载体,沉船考古是调查、发掘、研究古代沉船实物及相关遗存的海洋考古分支,对象是一切古代沉船实物,包括不同埋藏环境(水下、淤积陆地等)中的沉船。随着我国中古、近古航海时代的不断推进,在环中国海主要是东南沿海遗留了许多汉唐尤其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的沉船遗存,成为海洋考古的一大特色。沉船考古资料对于建构海洋贸易史、海洋交通史、海内外移民和开发史等海洋社会经济环节都是不可多得的。

  沉船考古在舟山已经初露端倪,如1974年春,定海白泉农民在兴修水利时,于崇圣宫东300米水稻田下1米深处挖出大批木板、木头,经文博部门现场考察,确定为宋代沉船,船长约21米,宽4米,有3道桅杆。1984年,舟山文博部门在定海岑港外钓山涂面清理了1艘明代战船,出土了铁炮、铁铳等文物数十件。2004年4月28日,在地处闹市中心,离海岸线约5-6公里远的定海东海东路东首,工人在挖地基时,从地下2.8米处挖出的泥土中,发现不少碎木片和瓷器碎片。经我们初步鉴定,这些碎木片是古船的残骸。之后在地下4米处,古船露出了一个角。我们认为,露出的这个角应该是船体的一个水密舱。经测量,舱长3.5米。按照古船结构比例推算,这艘船大约长18-19米。在这艘古船残骸附近的不同地层中,还陆续发现了一些宋代的酒瓶、瓷碗碎片,还有元代吉州窑的"兔毫盏",明代早期的青花瓷碎片,而和古船残骸同一深度的地层中,多为宋代器具。据此,我们推断此船可能是宋元时期的古船。⑦

  宋元时期沉船考古,见诸报道的有1974年在泉州后渚淤积陆地调查、发掘的沉船实物与船货;1978年,在宁波东门口的码头遗址中找到了1艘元代木船的残体,与泉州沉船、韩国新安沉船结构相似,再现了中世纪远洋木帆船的形态特点。1990年以来,福建连江发现多处宋元明不同时期的沉船,如白礁一号沉船的宋船龙骨和大量瓷器,白礁二号的明船青花瓷,⑧碗礁一号的清船青花瓷,等等,都展示了这一时空海上交通繁忙的景象。它们就像一卷卷内涵丰富的海洋历史档案的发掘,扩展了海洋社会历史研究的新资源和新领域。

  (二)海港考古

  海港是古代船舶停靠、装卸货物、避风的重要设施。同时,作为集散地的海港是海洋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中心,也是海洋交通文明史的起讫点。海港考古,就是对古代港口、码头、锚地等泊船设施及相关遗迹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它是海洋考古的重要内容。考古学所揭示的古代海港发展史,同样拓展了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视野,对于海洋技术史、对外贸易史、海洋交通史等海洋社会经济史各子课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海港遗迹既存在于陆上,也见于水下。舟山市的海港考古工作在个案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定海红毛馆、⑨岑港六国码头、⑩普陀山高丽道头史迹⑾的初步调查,六横岛涨起港崖墓遗址的试掘,以及主要集中于该岛双屿港的海外交通史迹研究⑿等。除了田野工作上与沉船考古一样须关注湮没于水下的港口史迹外,在学术研究上,舟山市的海港考古在宏观性和系统性上还有一系列潜力可挖。首先,必须在个案海港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环中国海的宏观角度,把舟山的海港史迹置于中国古代海港发展的全时空体系中考察,把握个案海港在海洋社会经济全史中的地位。其次,个案海港考古应克服割裂个别海交史迹的不足,将系统的港口及相关史迹作为一个海洋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系统对待。具体地讲,码头及相关航运设施是海港社会经济文化的龙头,应全面调查泊船、航标、灯塔、仓储、市舶管理等一切与港口储运有关的考古遗迹,复原古代海港的系统面貌。道路与疏港系统是海港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有机构成,将港区内部的道路、桥梁网络和连接经济腹地的道路、驿站等作为支撑港口的系统设施来研究。海港区的石刻、墓葬、寺庙等人文史迹,如普陀山观音道场、岑港外回峰寺、小洋山摩崖石刻、六横涨起港崖墓、衢山岛皇坟基大唐故程夫人墓⒀等等,虽不是海港设施本体,却同样是海港为中心的海洋文化活动直接和间接的结果。最后,海港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存在,海港以外的许多与海洋文化有关的遗存与海港考古密切相关,甚至在我国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多数古代海洋人文也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心海港城市的海洋文化辐射、影响的结果,如定海白泉皋泄宋代青瓷窑址发现的古代陶瓷文化,实际上就是一部东南沿海逐步发展、繁荣的以行销海外为特点的海洋性陶瓷文化体系,不能脱离白泉崇圣宫特定的海港与宋代海外交通线发展史的研究。又如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⒁、岱山泗洲大师信仰的传播,不能脱离普陀山莲花洋国际航道、岱山古泗洲堂渡(码头)在中古时期东南沿海与韩半岛、日本列岛海外交通线发展史的研究。

  因此,如果我们将舟山海港考古置于以海港设施为龙头的海洋社会经济系统的高度、以中国东南为中心的环中国海的宏观视野中,系统挖掘海港考古的学术潜力,这一海洋考古的重要分支作为我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机组成部分的学术价值将愈发凸显出来。

  (三)海洋聚落考古

  应该说,人类(特别是早期)的聚落行为主要是大陆性的,海洋性的聚落活动史只见于沿海地带,这些聚落活动的特点是沿海岸活动,靠海洋采集为生。舟山海洋聚落遗迹广见于考古发现,如定海白泉十字路、马岙唐家墩、大巨孙家山⒂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金塘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遗址,主要就是海洋性的聚落文化遗存。由于生态与文化的延续性,以海洋采集兼事稻作经济为特点的海洋性聚落文化还从史前时期延续至很晚的历史时期。晋代陆云说:"火耕水种"、"断遏回浦,隔截曲隈,随潮进退,采蚌捕鱼"⒃,便是其时舟山群岛居民的生产方式。又由于海陆变迁等原因,这类海洋性的聚落文化不仅见于海岸上,也开始发现于海底,如舟山海域海底更新世末期哺乳动物化石和疑似人类使用工具的发现都是重要的线索。特别是2003年8月,金塘海域发现国内少见木化石。木化石长48.5厘米,直径8.5厘米,通体乌黑,石化程度高,表面附着牡蛎等海生物,虫蛀、腐朽严重。据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碳一14测试报告,送检的木棒化石年代大于4万年。我们通过标本观察和模拟实验得出:木化石一端末端断面呈现的不规则锯齿状,符合砍刮石器等锐器砍斫痕迹特征。该端一侧有明显的人为挈裂痕,另一侧距断面23厘米处有放射状裂痕大半周,符合棍棒打击用力过猛断裂所致的痕迹特征。结合先前我们发现的朱家尖6800年前的古木层以及岱山衢山、普陀塘头等为数不少的古木遗存,从而推断史前成陆时期的舟山是一个古木参天、植被茂密,非常适合人类和其他动物生存的地方。根据邻近舟山的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如木构件发达、木制品在生活和生产中广泛使用等现象,该木化石很有可能揭开距今1-6万年前舟山古人类聚落活动不为人知的一幕。

  在宏观视野上,较大时空内的海洋聚落遗迹,体现了舟山区域文化形态结构、发展过程,是海洋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聚落考古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兴起的考古学研究领域,是考古学发展新阶段的标志,海洋性聚落考古的田野工作也随着水下考古技术的完善而处于起步阶段,从学科发展的长远设想看,它有望成为本世纪海洋考古及海洋社会史研究发展、完善的新的增长点。

  三、海洋考古的对策

  30余年来,包括沉船考古、海港考古、海洋聚落考古等三大领域的舟山海洋考古工作的初步开展,揭示的只是难以计数的海洋文化遗产的极小部分,但这些开拓性的工作所获得的文物信息已经充分显示了该学科的无限魅力,也初步展示了它在海洋社会历史与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巨大潜力。然而,舟山海洋考古工作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一是认识上相对滞后。长期来认为"舟山无古可考"的思想仍影响着舟山文博界,少数人甚至认为舟山群岛水质浑浊,能见度差,根本无法进行水下探摸。二是理论上缺乏创新。由于舟山文博队伍相对薄弱,专业人员配置不合理,知识结构得不到更新,长期来忽视理论研究。有的人一谈到海洋考古就以为是潜水猎奇,海底寻宝;有的人甚至说沉船考古是打捞队的事情,与我无涉。舟山文博界学术探讨和理论研究的风气亟待加强。三是实践中藐视科学。如上文述及的崇圣宫、东海东路发现的宋元沉船遗物,都因不注重科学保护、发掘、整理、记录,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科考实物和完整信息;个别人急功近利,无知盲动,在没有科学养护方案的前提下,竟剔除上文述及的舟山海域古动物化石表面附着的海生物,并油漆一新,导致大量的文物信息丢失。可见,要实现舟山群岛海洋考古可持续发展,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

  (一)海洋考古调查要更加广泛。如上所论,海洋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沉没在海洋里的船只、货物、人类遗骸以及出露的古人类遗址,它还包括古代港口、码头、锚地等泊船设施及相关遗迹。因此,海洋考古的学术领域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涵盖造船术、航海、海滩开发、海洋灾害的防御、海洋政策等等人类海洋文化的许多要素,所有这些都应该纳入考古工作的视野。

  (二)海洋文物宣传要更显成效。海洋考古文物是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加强海洋文物保护宣传,对于建设海洋文化,提炼海商精神,扩大海岛知名度,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要把海洋文物宣传作为文物保护工作的前提来抓。司法、文化、教育和文物部门要成立文物法律宣传组,结合每年的 "5·18国际博物馆日"和"文化遗产日"在渔农村开展宣传活动,运用新闻媒体宣传《文物保护法》。文物管理部门在"休渔期"还应组织渔村党、政领导和船老大集中学习《文物保护法》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使海洋文物出水信息得以及时掌控,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落实。

  (三)海洋文物保护要更加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非法打捞沉没在海洋里的古船、货物以及古生物遗骸的船只和人员要依法严惩;对渔船生产作业无意捕获的海洋文物,在适当给予经济补偿的同时必须依法追缴;个别单位和个人使用或掌握的重要文物,要主动申报,接受文物管理部门的检查、监督、咨询和指导;对水利建设或房地产开发动土工程中发现的淤积陆地的沉船遗存,要及时清理,必要时勒令停工进行抢救性发掘国;对海洋文物的修缮和保养,要坚持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制定有科学根据的修复方案,决不能凭主观想象办事。

  (四)海洋考古工作要更加科学。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为指导,积极寻求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站的理论指导和技术帮助,对已发现的舟山海域水下文化遗存,在充分做好声纳探测、潜水探摸和制定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方案的前提下,适时争取专项资金进行沉船打捞和相关海洋科考,并申请国家和地方财政立项,筹建舟山海洋文化博物馆。

注释:

①⑤基恩·麦克洛利:《海洋考古学》,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
②杨林:《严格执行水下文物保护条例,努力开创水下考古工作新局面》,《水下考古通讯》1990年第4期。
③张威:《辽宁绥中元代沉船调查述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吴春明:《中国沉船考古的新进展》,《东方博物》第一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④《中国"寻宝"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时报》2007年5月28日。
⑥据《京华时报》2007年5月20日报道,2007年3月,美国奥德赛勘探公司开始打捞300多年前沉没于直布罗陀西部海域的英国战舰"萨塞克斯"号。据称这是历史上"含金量"最高的沉船,载有重达9吨的金币,价值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奥德赛公司称,此次打捞地点位于公海,远离任何国家领海和法律管辖区。但早前就有英国专家认为,这艘沉船是英国17世纪商船"皇家商人"号。西班牙国民卫队表示将展开调查,以确认该艘沉船是否就是西班牙水域内的"萨塞克斯"号,由此决定是否起诉奥德赛公司。
⑦金星,李稳:《浙江舟山发现南宋时古商船残骸距今约800年》,《都市快报》2004年5月2日。
⑧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⑨贝逸文:《定海"红毛馆"与十八世纪舟山对外贸易》,《浙江海洋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⑩陈信:《定海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⑾王连胜:《海上丝绸之路--普陀山高丽道头探轶》,《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⑿包江雁:《双屿港研究》,北京文津出版社2001年版。
⒀贝武权:《唐程夫人墓志铭的发现厦解读》,《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⒁贝选文:《论普陀山南海观音之形成》,《慈航慧炬化丝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⒂王和平,陈金生:《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王明达,王和平:《浙江定海县唐家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
⒃陆云:《答车茂安书》,康熙《定海县志》卷七。

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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